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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札记:重温抗战建国的历史遗训  

2014-07-07 16:11:16|  分类: 杂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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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重温抗战建国的历史遗训 - 赵楚 - 赵楚独家评论
 

第十条最重要,从历史和民族的高度揭了某独裁集团的狗皮!
1、秦汉以来,由于中国中原主体族群国家地缘战略地位与社会上的特点,所以历史上中原华夏主体国家与诸族的生存经常处于巨大的对抗危机之中,因此,这一东亚史的独特构造在思想和文化上表现为经儒家学说完形之民族大义,此即华夷的观念。华夷之防作为中原国家和人民对客观危机的主观映射与自我防卫本能的意识扩张,历来是中原社会的道德钢鞭,因为,对于生物而言,没有比生存更严重的需求了。但是,这种现实的图存需求长期持续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种心理积淀和潜意识,即任何以民族大义和爱国发出的要求都是至高无上的,必须不假思索同意之,从而可以豁免理性检验的。换句话,任何人、任何团体,一旦自我宣布是爱国的,是为民族利益和生存而行动的,彷佛他们就成了可以自行审判与行刑的天使法庭。这种非理性的潜意识及其爆发,在中国历史上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毁灭丝毫不亚于异族的侵略和征服,同时最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对内堂皇的残忍造成了中原族群和民族进一步的衰弱化。

2、明白了上述道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罪行以爱国大义的名义被犯下。问题是,那种自我宣布的爱国大义旗帜其实是纸糊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种低门槛的自造圣坛与自造断头台活动,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许多真正的爱国者被以里通外人或叛徒之名处决。他们的牺牲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道德的过错,或叛国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长期面临生存危机的民族总会慢慢把外部的敌人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为内部的敌人,内心的永恒的敌人,这种内心的敌人总会寻找一切机会吞噬一切,包括自身。对外部世界不能理性和正确地认知,在非理性的无边安全焦虑之下,必然导致对内斗争的残忍,这种持续的内部斗争结果往往丧失民族复兴的天机,此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现实中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没有被充分地讨论。

3、七七事变前,国内各军系的地方政治势力,不论其主导者作为个人的道德或政治目标为何,其作为整体和地方政治力量,其第一政策目标都是自身利益,但当南京中央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稍有弛缓,他们无不以抗日大义进行标榜,既影响社会,巩固自身的软力量,也对中央政府进行道义要挟,甚至作为军事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理由。非常讽刺的是,“六一事变”中的两广军阀暗中与日本联系甚多,而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父子,其多年与日人合作的历史更是漫长,不过,热河事变后,汪精卫等也拿激进的抗日姿态攻击张学良。在1930年代,谁抗日喊得响,谁正确的现象只是历史上华夷之防的现代翻版而已,与现实、严肃的中日关系对策没什么关系。抗日或抵御外侮,除了作为现实的政策思维之外,在更多的时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上对下、下对上进行攻防的杀威棒,大杀器,而且是一种低门槛核武器,人人可以方便使用。这些历史事实与当时由于民族意识觉醒,在普通知识青年中迸发的真诚爱国热情不是一回事,相反,各路私心自用的大小政客与政治和军事流氓,无不以利用和掌控这种青年的爱国真情为要务,为此,虚假和欺骗的政治一时成为风气。

4、只要是中国人,受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熏陶教养,中外华夷历史的无意识积淀几乎概莫能外,而这种意识在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中,又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和危机被新兴的中华民族主义借用,成为方便的社会动员理论工具,所以,抗战中,虽然有蒙满及其他族群参与奋斗,《满江红》这样的爱国歌曲却照样流行。当918之后,北方面临日本现实的威胁时,中共并无对日激烈的抗战思想。1.28之后,日本的侵略势力在南方也施展了魔爪,但在此期间,致力于乡村苏维埃和红色割据的中共几乎埋头于自身革命事业,史称第一次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可谓无知无觉。原因无他,只因为指挥中共的共产国际,其实是斯大林苏联,需要中日保持冲突,担心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希望日本侵略的祸水指向中国,以确保远东强大的帝国力量不会将苏联拖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八一声明》是王明在莫斯科炮制的,而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法也是国际的政策,因为当时日本的对华优势之下,中国很可能放弃抵抗,借中德关系的桥梁与日本达成妥协,而保持中国抗战则成了苏联利益的需要。

5、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高国家任务乃是将古代形态的亚洲帝制和专制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的社会,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但更是民族发展和新生的需要体现。内部的革命,外侮的抵御,均不能离开这一主线。因此,三民主义有民族一章,而中国的现代史运动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乃为中心任务。然而,现代民族并非单纯基于文化的认同所能实现,何况中国古来即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融合诸多民族的复合民族国家,因此,要实现现代民族再兴,则必须张扬个体意识与权利,这是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的原因。有民权,能新民,然后有新民,才能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新认同,才能获致和确保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从而有安全的环境来实现发展,发展民族事业,参与世界文明,俾中国人过上无愧于古老文明荣誉和先进国家人民的生活,这是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抗战与建国,也即是新民,缔造中国新政治民族的进程互为表里,名二而实一。

6、简单来说,中国现代史上面临日本侵略并非历史中孤立的危机,实在是中国社会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结果。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以及,归根结底,中国的政治文弱,腐败和不能上轨道,是因此导致的中国民族和族群不能自存的历史悲剧的最新一章。看不到这种内发的原因,一味以对侵略者的极端仇视来认知,则很可能使我们失去真正认识现实以及描绘未来的机会。“落后就要挨打”只是极为肤浅的表层描述,这句话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理解为器物的落后,船不如人坚,炮不如人利,所以有所谓体用分别的自欺欺人,问题是,导致船不坚,炮不利的主要原因恰恰不在船炮本身,而在文化和社会,乃至奠基于文化及社会之上的政治制度。不对这种制度进行反思,以求根本改进,一味借虚幻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求器物进步,这是甲午到庚子,一次次迭受国耻的原因。

7、如此看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对抗外部威胁的根本手段和目的是内部的目标,所以,今日说抗战的人往往忘记了,当时抗战的口号实有四个字,而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行为:抗战建国。整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明白日本侵略的目标不仅是追求类似蒙元和满清式的军事征服,而是借日本率先完成的现代化文明征服中国民族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威胁,所以,在建国以复兴民族,重建新民族政治的召感下,全民乃能奋起,并达成基本团结,于是可能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建国的政略高于抗战的军略,抗战之得由兴起,在建国政略的强大感召力,其颠簸则在此一政略实现的蹉跎。而建国的目标在于什么?就在辛亥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之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样的信念支撑了中国人走过八年血水火山之路。

8、抗战以建国,考虑到国家即是民族,所以,建国也就是新民,复兴的实质是构建新民族及其认同,因此,分歧与歧见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建国同时作为政治上下结构的重建,这包含的权力目标自然会诱发全社会沉睡的欲求,所以,今日当我们重温抗战的伟大,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一伟大进程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性与社会的丑恶。仁人志士奋而忘身,以求国族的生存和复兴,君子士民毁家靖难,以应国家民族光明未来的召唤,然其间也有小人借大义谋私利,在和战、中日之间依违两可,视小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后,以最高权力为目标。这是真实的历史。

9、借外部威胁和抵御外侮以推行内部政治,几乎是世界各处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德意志近代革命采取了民族革命的形式,美国革命则采取了政治民族革命的形式,只有英法是以等级战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抗战本富于明确的民族革命的色彩,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和美国独立相彷佛,但实际上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世人所惋惜,为何?因为,在抗战建国以及整个现代史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元素:阶级战争及其现代极权主义政党。以阶级战争求解国内问题则常见,以阶级战争求解抗战建国则不成,因为建国需要整合国内各种力量,而非挑起内部剧烈对抗。阶级战争本是国际性的事物,故英法革命可能波及欧洲;因此,抗战之后,内战是唯一逻辑结果,因为阶级战争以国共两党斗争形式呈现,故中国内战必然国际化,其实是与其时急速酝酿的国际冷战融合一体,而如此,则自动丧失抗战胜利的民族独立与自由的珍贵成果,遗祸两岸数十年。

10、总括而言,对于中国而言,国人须要警醒的是,抗战虽早已胜利,但建国的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无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的中国,则内不能保障和声张民权,外不能保障国权,由此不能造成政治的民族,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坚实的统一国家认同意识,因此,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就还是处于半现代、半中古形态的国家和文明状况。处于此状况的国家,对外不能正确认知外部环境及世界的变化,不能体认自身处于实际何等的国际位置,对内经常会借助外部威胁或事务进行暗箱的政治手段,这都是必然和自然的。又因此,因为不能正确认知外部世界,所以对全球事务,多采取宁愿信其有的阴谋论看法;因为不能有内部制度化、上轨道的政治博弈平台及管道,所以,对内则往往在貌似堂皇的号召之下,从事极为残忍的暗箱政治斗争,此种斗争,神仙打仗,殃及凡人,每每又使社会支付惨痛的代价。

11、至此大约可以明白,今日纪念九一八,我们应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并非由于表面上的技不如人,而实是因为文明的落后,文明落后,又不知耻以奋发,则既不能学习外部世界一日千里的进步,又不能借助学习和消化外部文明以重建自身文明的内核,结果就是国不像国,民不像民,国将不国,民难为民,整个民族苟延残喘,仅有赖于外部威胁的暂时消退。而当国家沉沦,奢谈个人的自由与灵性自然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现代国家乃保障和声张民权基本和首要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有其合理性,所爱者,非现实之国家,而是近现代中国人民以信念和血肉之躯孜孜以求之自由国家,也是迄今未完工之伟大新中国。倘一日无这样的国家,则不仅中国人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种不幸的状态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中国个族群分别和共同利益的损失。以此,那些为抗战而慷慨赴死的先烈将不能安眠于九泉之下,我们,作为后来者,也将没有资格在先烈的英灵前占据祭奠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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